摘要：第三，信息主体的乐观主义态度与理性人假设不符。 ...
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一样，《修订草案》在行政协议复议审查的规则、举证责任分配、申请期限（诉讼时效如何参照适用）、民法规范适用和复议决定方式等方面保留了很多空白。
（一）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在欧洲大陆，1810年《法国刑法典》依据行为危害程度将犯罪行为分成了三类：[6]刑事犯罪、侵权之罪及违反治安秩序罪。（三）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基本内容承认方法论交叉借鉴的合理性，并不等于说要比附一个已经充满诟病的错误理论。
[9]林山田：《订立行政罚法，以代违警罚法》，《中国论坛》1979年第8期，第12-13页。[55]参见中国证监会证监罚字〔2006〕27号，2006年10月。但其他法令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行政处罚上所称的责任能力，与刑法并无不同，[79]主要是从年龄与精神状态两方面加以判定。[15]在日本，行政机关并没有处罚权，处罚权交由法院或简易裁判所行使，警察只享有取缔和告发权。
[63]构成行政违法予以处罚，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行为人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一般而言，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是一个中性的、无价值取向的判断，是规制社会大众的一种方式，也是约束行政裁量权的基本条件，可通过《行政处罚法》第3条设定的处罚法定原则得到遵循。（1）在该当性上，如中国证监会在欧阳鹏、聂建华等案中认为，民安证券行为严重违反原《证券法》第73条第3款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账户上的资金的规定，构成原《证券法》第193条所述挪用客户账户上的资金的行为。
进入专题：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譬如：（1）对于违法性评价，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在章超诉浏阳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中，[60]非常罕见地论述了违法性阻却事由，认为从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和主观条件来看，章超殴打柳光辉的行为不能构成正当防卫。有责性作为一种责任判断，将责任阻却事由排除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外。[126]《德国违反秩序法》，郑冲译，《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第90页。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要件往往会对过失或推定过失有所偏重。[3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版，第532页。
[78]《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立场证立》，《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142-159页。同时，在分则与总则的关系处理上，《行政处罚法》非但没有提供应有的原则性条款，而且还被其他部门行政处罚法抢占了风头。参见陈子平编译：《日本刑法典》，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3页。该条中，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危险物质的，便是典型意义上的构成要件。
[37]3.质量混合说与区别无意义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分刑事犯和行政犯的固定标准会变得毫无意义。构成要件该当和具有违法性是两个不同的评价阶段，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所设定的客观内容只是构成要件的该当，并不必然具有违法性。[38]该学说一方面承认，将法益作为区别标准在现代社会已无理性可言，从而否认了质的区别说的绝对性。
[74]胡锦光：《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3页。[102]总则的设立，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因避免重复而较为经济，更重要的是让使用者可以如算算术般从一般演绎到特别，乃至借此标示出足以统摄整部法典的精神。
[13]在亚洲，日本也上演了行政处罚的独立运动，但由于二战后受到美国法的影响，并未完全效仿德国模式，而是于1948年制定了《日本轻犯罪法》，[14]借鉴的是英美国家的司法传统。[111]譬如，奥托·迈耶（Otto Mayer）建构德国行政法的伟大之处，无非是在于运用类型化思维对复杂的行政事务予以提纲挈领的功力上，在于从繁杂的行政管理、司法判例中，总结、分析出一般范畴。
所以，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执法机关或者老百姓，都应遵循这些客观的规律，从而保证行政与执法建设在客观标准与公平规则的基础之上。[15]在日本，除有特别规定外，罚款只能由法院依据《非讼事件程序法》作出，而并不是行政机关。国内学者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定性，也与总则性角色相差无几。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包含在该当性之中加以评价，执法人员往往不需要考虑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观过错和客观后果。[7]张明楷：《行政刑法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95页。[55]这是典型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表述，是一种事实评价，主要是比对相对人所犯行为是否符合立法规定的行为特征。
它通过对行政主体推理过程的程式化设计，可以将行政处罚的判断权置于一种已经提前设计好的、具有理性精神的逻辑框架之内加以操作。[14]李健和：《违警罚比较研究》，《公安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27页。
《税务旬刊》是类似于杂志的报纸。在四要件中，所有要件必须判断完毕才能定论，与司法的逻辑进程有所差别，容易造成司法成本的浪费，因为有些行为可能在客观上就不符合构成要件，所以没有进行主观过错的判断。
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反过来，在模型化十分成熟和精细的国家，如德国，往往显得更有章法。
[67]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模型化的主要任务是要对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进行比对，从而呈现出这些共同内容。譬如，《侵权行为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者们出具的简单模仿刑法学的四要件体系，[4]存有牵强比附之嫌，同时四要件在刑法学界已日渐式微。
如苏尚智认为，构成行政处罚的要件有：（1）违反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义务。[113]当然，制作模型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通过考察原物所不能发现和解决的问题，[114]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化也并不例外。
[12]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德国违反秩序法〉的几点考察》，《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第188页。[82]现阶段，尽管实质法治已经需要遵守依法行政原则，但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判定，依然需要遵从从形式到实质的基本次序。
他们认为犯罪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都是违反国家法律秩序而应受到处罚的行为，二者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更不能否认他们之间存有共同性。在这一情形中，对四要件评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07]逻辑思考是对事物本质的思考，而对事物的本质思考是类型化思考。[24]罗瑞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草案的说明》，《湖南政报》1957年第12期，第385页。行为性质不是相对人主观认识所决定的，不能由于某个人态度恶劣，穷凶极恶，便直接断定其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一种过去被刑法学所谴责的主观归罪的逻辑。[119]它们要么总是迟到的，[120]要么只能通过结果的弯路而不是从事物的概念而被理解。
[56]《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49]虽然行政罚法是该国行政程序法典的一部分，但其并非只有有关程序之规定，尚涉及实质刑罚法制一般规定。
[80]如《行政处罚法》第25条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在我国，相较于类型化思维较为完备的民法学和刑法学而言，行政法的知识点往往是散乱无章的。
[21]《违警罚法》已有秩序罚的基底，[22]在章节表述上，《违警律》采用的多是关于政务之违警罪等表述，而《违警罚法》却采用的是妨害秩序之违警罚，已从罪过渡至罚。[52]俞书平：《奥地利行政罚法之介绍》，《刑事法杂志》1976年第6期，第22-38页。
